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一艘中国式帆船正准备从广东海域出发去做一笔大买卖。首层甲板堆积大量铁锅和成捆铁条，船舱内陶瓷器等货物塞得满满当当。船刚从港口补给完毕，中部偏后的两个隔舱码放的全是装满酒水和各种食品的大罐子。这时外面正刮着北风，船长心想借着这风势，说不定能提前到达目的地港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船行至台山和阳江交界的海域时，不幸沉没。1987年8月，它才被今人发现并最终打捞上来。此后，这艘被命名为“南海Ⅰ号”的宋代沉船，其身世、航行轨迹、前往目的地、沉没前的最后离岸港口等秘密，经过许多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陆续被慢慢揭开……
1.“南海Ⅰ号”的广东困惑
2007年，“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成功并顺利入驻专为其“量身订制”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时间举国欢腾。经过持续数年的细致发掘，2019年基本完成了船舱内货物的提取清理工作。“南海I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三十余年，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发展历程。
根据船型及大部分货物特点，“南海I号”曾被普遍认为是一条“福船”，从福建一路驶来，不幸沉没于广东偏西的海域。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研究走向深入，这艘装满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窑口陶瓷器、大量金银及铜钱货币、黄金打造的奢侈品、铁器等货物的“福船”，它的始发港是哪里，去过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尤其是它为什么会在广东海域沉没，船上有没有广东生产的相关货物，它是否到过唐宋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广州？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学者。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派出使团从今天的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出使黄支国(今印度东南部)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正式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不少外国高僧从海上经广州来到中国传教译经，一些中国僧人也从广州坐船由海路前往印度等地区礼佛求法。唐宋时期，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航路前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北非等地区，是中外使者和商人们的首选。这条自汉代以来不断延伸的海道，在《新唐书·地理志》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航行里程最长的航线，也是中国与世界联系交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南海Ⅰ号”的沉没地点正好位于这条航线上。这片海域也是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记载官方护送商船离开广州，准备“放洋”出海的地方。以往研究认为，除沉没地点外，“南海Ⅰ号”与广东、广州无关，这令人十分困惑。
“南海Ⅰ号”第9、10号舱放满了各种酱釉四系罐，早前发现其中一些大罐肩部还戳有“丙子年”“酒墱”“玉液春”“吴字号”等印文和印花装饰。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又出现了戳有“梁宅”“邱宅号”等印文的酱釉罐。这种酱釉罐胎质较粗松，胎釉结合较差，釉层多有脱落，釉色以青黄、青绿、酱褐、酱黑为主，有些在肩耳部划写文字或戳印花卉、印章铭记等。类似的陶罐在沉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岸港口遗址常见出土，如“黑石号”“井里汶”“华光礁一号”沉船和北非爱扎布港遗址等都有发现。它们的年代上溯可以到8世纪的唐代，下至明清时期，主要用来装载瓷器、香料、酒水和食品等。海内外学者多把这种储物罐统称为“广东罐”或“广东器”，认为它们主要产自广东地区。
“南海I号”出土的酱釉罐，早前有学者认为有些属于“广东罐”，可能与佛山奇石窑有关，但最终因为奇石窑已发表的相关纪年材料与“南海I号”的年代有时间差而不了了之。“南海I号”到底有没有与“广东”相关的器物？如果有，又是哪个窑口的产品？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学者们。
2.南越国宫署遗址酒罐上的“商标”成为解谜钥匙
2021年，“南海Ⅰ号”沉船、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携手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广东仅有两个项目获此殊荣。考古发掘研究表明，早在800多年前二者已结下不解之缘。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心，自1995年被发现以来引起广泛关注。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表明，该遗址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也是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至明清时期，历代郡、州、道、路、府等地方官署所在地，是两千多年来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历史见证。
自汉代以来，地方官署多建于州府的子城(大城所属的小城)内。唐宋时期，以今北京路为中轴线的广州古代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在宋代广州子城内，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布有州城门(又称谯楼)、仪门、设厅(古代官府、寺庙之厅堂)、治事厅等主体建筑。在这些核心建筑的东、西两侧还分布有其他官员的官署、贮藏武器与钱粮物资的仓库，以及供州郡长官游赏的官署园林等。南越国宫署遗址已发掘的区域正好位于宋代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日常办公和处理公务的设厅和治事厅东侧。
2005年—2009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掘出一组宋代的大型建筑院落的东半部，由庭院、厅堂、天井、水井、廊庑、槽池和多个相连的炉灶等组成。遗址还出土了“皇宋通宝”“淳熙元宝”等宋代铜钱，以及大小不同规格的酱釉罐、青黄釉大盆、黑陶大缸，再结合该建筑的所在位置、层位关系，以及1997年该遗址出土的北宋墨书“公使”文字青白瓷碗底等，可以确定该组建筑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即《元大德南海志》卷十《旧志诸司仓库》所说的：“(经略司)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
公使库类似今天的政府接待办，其存储的钱帛和酿造的酒、醋等主要用于地方官府的公务接待，它往往位于衙门内以方便取用物资。公使酒库就是宋代公使库里储存和酿造官府接待用酒的地方。随着考古资料整理的不断推进，相继发现了自铭其功用为“酒墱”或酒名标记的酱釉罐。这些酒名，有称赞其酒味醇厚的“醇酎”酒，有秋收时节始酿至来年春天成熟以祈长寿的“百花春”酒，有用红曲酿造、取自唐代诗人李贺“小槽酒滴珍珠红”诗意的“真(通‘珍’)珠红”酒，还有酒色清澈气味芬芳的“清香”酒，更有或以生产年份作标识的“大观三年”酒、“政和元年”酒，还有以花卉纹作商标的酒。此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产能不足，供不应求，公使酒库还从私人酒坊收买来的“余宅号”酒、“潘家记”酒等私酒。
2019年，我们在梳理大湾区唐宋时期聚落遗址、窑址和沉船考古发掘材料时发现，“南海Ⅰ号”、佛山市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也出土了戳印有类似印花或印文的酱釉罐，其中尤以“酒墱”“吴字号”“林字号”“清香”等印文款在三处遗址互有发现而格外引人注目。通过成分检测，“南海Ⅰ号”出土的酱釉罐内还残存有酵母、曲霉、青霉等酒的成分，证实这些罐子原来也是装酒的。这似乎在暗示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酒罐上的“商标”成为解开“南海Ⅰ号”与广东和广州的关系谜团的钥匙。
3.出土文物实证“南海Ⅰ号”上有广东罐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最新发现的线索，2020年7月11日，大湾区相关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组成团队，启动“南海Ⅰ号”酱釉罐产地、集散、流通、消费等相关课题的研究。研究团队把“南海Ⅰ号”、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酱釉罐，与佛山市博物馆和南海区博物馆收藏的奇石窑、文头岭窑同类标本，从器型、胎质、釉色、纹饰、印款、工艺等细节进行认真观摩比对，虽然可大体确定“南海Ⅰ号”出土的部分酱釉罐为南海诸窑生产，但还需要有田野调查和正式的考古发掘材料予以支撑。
2021年8月12日，研究团队奔赴南海区实地考察相关窑址。在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西门村，研究团队采集到了奇石窑标志性的纹饰陶罐标本；而在里水镇文头岭窑则很幸运地采集到与“南海Ⅰ号”高度一致的印文酱釉罐标本，进一步提高船上部分罐产自于佛山南海的可能性。
在听取研究团队前期踏查情况汇报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机立断决定以“南海Ⅰ号”陶瓷产地溯源问题为导向，指派水下考古中心迅速开展相关工作。随后研究团队到“南海Ⅰ号”发掘现场，仔细考察刚做好脱盐处理的大批陶罐，更意外识别出“乾道直号”和“淳熙十年”纪年款奇石窑酱釉罐。这一发现不但进一步印证了“南海Ⅰ号”最新的年代判断，还证实了佛山市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烧造年代下限至少延续至南宋中晚期。
2021年9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区博物馆，共同组成考古工作队，对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展开区域性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奇石窑西门村和奇石村除了采集到“大观”“绍兴”纪年款等罐的残片外，还出土了很多与“南海Ⅰ号”相近的印文罐残片。其中在里水镇文头岭窑发现的与“南海Ⅰ号”的“梁宅”相同的“梁宅酒”印文罐最令人振奋，它进一步确认了“南海Ⅰ号”与佛山南海区之间的关联，实证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出土的部分印文或印花酱釉罐都产自于南海诸窑，三者之间的关系终于水落石出。
4.科技检测破译文物基因密码
研究团队还借助科技分析等多学科手段来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
由于古代瓷胎通常采用单一来源的陶土，其微量元素特征可以确定制胎所用陶土的产地来源。对于施釉陶瓷器来说，覆盖在器物表面的瓷釉与玻璃一样，其配方通常有2～3种。目前，古代玻璃的产地研究主要依靠成分分析法，同样，通过瓷釉成分分析来研究瓷器的产地亦可行。便携式X荧光光谱分析(XRF)技术是原位、无损的化学分析技术。实践表明，使用这种技术对古代陶瓷器的窑口判断作用明显。
为此，研究团队委托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使用便携式XRF技术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遗迹地层、“南海Ⅰ号”、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出土的同类型标本进行成分分析，并与广东、福建可能窑口的标本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南海Ⅰ号”的酱釉瓷器来源虽然较为复杂，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大罐可明确其产地为南海奇石窑或文头岭窑，同时又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同类产品关系密切。
科技分析和研究表明，宋代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大量向广州输送，是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出口国外，而“南海Ⅰ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该沉船上的部分货物与广东省陶瓷窑口生产地和广州贸易古港直接相关。
5.“南海Ⅰ号”最后的离岸港口
广州，地处珠江入海口，濒临南海，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自汉以来就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唐代，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交往进入第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中国僧侣，如义净等都是搭乘外国商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求佛法的。开元二年(714年)始设市舶使，与地方长官共同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成了唐朝唯一设市舶使的港口。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返程途经广州时见到珠江江面上停满了装载着堆积如山的香料、宝货的外国商船，城里杂居着众多的外国商人。此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广州城西还保存有当年海外蕃商聚居的“蕃坊”和祈风导航的光塔。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受命出使阿拉伯地区，他舍弃陆上丝绸之路，改由广州登船经海上丝绸之路成功抵达黑衣大食，成为目前所知中国第一位由海路抵达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使节。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这艘唐代的商船装载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不少广东陶瓷器。再结合考古资料和史料，可确定“黑石号”曾停靠过广州。
1997年，在印尼爪哇海发现了一艘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亚籍商船——“印坦沉船”。根据船体结构和船上货物，以及铸有“桂阳监”等字样的银铤、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等，研究者确定它是从当时的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贸易归来，在返航途中沉没的商船。
宋开宝四年(971年)，中央政府最早在广州设市舶司，主要负责对海货征税和专卖等。此外，朝廷还要求市舶司及所在地方官员对各国海商举行宴会热情接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设宴欢送。元丰三年(1080年)修定施行的《广州市舶条》即以广州来命名的，这个条例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上贸易管理基本法。绍兴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长官楼(见图1)请求朝廷按广州市舶司的标准来接待海商，得到批准。这些无不体现广州在宋代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
综观历史文献记载和沉船考古发现，唐宋时期，广州作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十分稳固。
这次南海诸窑抢救性考古发掘与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广州公使酒库和私人酿酒作坊装酒所用的酒墱是由南海诸窑专门烧制的。“南海I号”装载了大量广州生产的公使酒和私酒，以及用南海窑酱釉罐盛装的咸鸭蛋等航海食品，应是它停靠广州期间，受到广州地方官员热情接待馈赠和贸易所得，这些发现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这一结论既有考古实物资料坚实支撑，又符合当时远洋航行规则，更符合大历史的时代背景，纠正了此前认为“南海Ⅰ号”没有到过广州的观点。
6.未结束的结语
“南海Ⅰ号”是宋代南中国海至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繁荣的重要见证。这是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地区商品生产的集中、航线及沿岸贸易港口城市的繁荣、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日渐完善的必然结果。经过考古类型学比对+现场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最终厘清了南海诸窑、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Ⅰ号”沉船三者之间的关系。“三南”合作研究以及将聚落考古的方法应用到水下沉船发掘和研究的模式，为确定海上贸易商品产地、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重构船上社会生活和海上国际贸易网络等，创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模式，未来可期。
文物和遗址是历史的“活化石”，是传承和展示历史最好的物质载体。佛山市南海诸窑考古发掘、“南海Ⅰ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最新研究成果，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宋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等历史图景，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和广东故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商标是产品与包装装潢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精美、寓意深刻、新颖别致、个性突出的商标，能很好地装饰产品和美化包装，使消费者乐于购买。
